在贝湖科考，与偶像同行

好久没有这种感觉，也许之前就没有这种感觉，倒是在这次贝加尔湖地学综合考察期间才真
正的体会到了，体会到了有偶像的感觉。

拥有偶像本来就是很正常而且普遍，我在贝加尔湖科学考察期间就发现了身边的偶像，他们
有的是长辈，有的是同学，有的是朋友。同这些长辈、同学、朋友生活在一起，让我学到了很多，让我懂得了很多。

这个科学考察被冠以“综合”就意味着这次考察的多元化，而事实上，这次考察最大的特点和
最主要的目的也都落在“综合”上。这种“综合”首先体现在科考成员的多元化，不光是南京大学四个院系的师生，还有外校和俄方教师的参与。
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，何况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庞大的综合考察团，其中能做“我师”的自然
不是少数。

似乎从我成为考察团一员的第一天起，就注定我与他们的邂逅。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，在
南京这个大都市念书。虽说是个大学生，可是阅历只能说是很一般。出国的经历，这还是头一回，所以我一开始就对这次考察投入最高的热情。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我都觉得是很优秀的，团队的每一次活动我都觉得是很重要。我经常仔细的观察他们的表现，经常思考着做过和将做的事。这样在观察和思考中我找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偶像。

或许是第一次同外国人一起的经历，所以首先让我想到了考察团里的俄方负责人Lobatskaya
教授，我们亲切称为卡娅，她已经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立伊尔库茨克技术大学副校长。在考察团出发前我们了解一些情况，但是让一个院士让一个校长同一帮本科生参加考察，我总觉得有些疑问。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伊尔库茨克海关。被海关折腾了几个小时的我们，突然见到一脸慈祥和蔼的微笑，一切情绪都烟消云散了。那天伊市的一场雨似乎真的是给我们洗尘。我也在这朦胧细雨中看到她安排了我们的后勤。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：六十岁的人，四十岁的心脏。其后接近二十天的时间里，我真正地见识了她。一方面，她是院士，不论是在俄罗斯还是世界其他地方有这种荣誉的人都是德高望重；她是校长，一点威严是再平常不过了；她的年过花甲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另一方面。她每天同我们一起坐车在贝加尔湖的岛上颠簸，中午我们为在一起吃面包，傍晚借着一个简陋的投影仪给我们讲课，耐心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，篝火晚会上同我们一起歌舞……整个下来，让人感觉这决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院士，也不是威严的校长，更不是年过花甲的老太太，而是一个普通的老师，她关爱自己的学生；是一个俄罗斯公民，她欢迎友好国度的来客；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，她热爱自己的事业。

这次考察团的年长者并不在少数，与我们同行的中国地质大学的两位老师有六十七和七十的
高龄。想想，我已经过世的爷爷奶奶也大体是这个年纪，体弱多病的他们是很少出家门，跟别说像我们科考这样的远行。从沈阳去伊市的飞机上第一次看到他们矍铄的身姿。那次的旅程，飞机颠簸很厉害，起飞和下降完成得不是很顺利。第一次坐飞机的我，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很糟糕。而坐在后排的两位老师没有任何难为的表情。那刻我还怀疑是我的自己身体出了问题。王老师是作为全团主要的翻译，有时候把俄方老师的讲课翻译给我们师生，有时候把我们的问题翻译给对方。这种工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一连几个小时的翻译，一干就是二十来天，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代替，就显得这个工作极其重要而繁重。而这种工作的担子落在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身上。我在想，是他们子女太粗心，不懂得照顾老人吗？他们的子女怎么放心让年事已高的父母飞那么老远，去的地方并不是什么度假村，而是去参加条件很艰苦任务很繁多的考察。又一想，身体是自己的，腿也是长在自己的身上，如果自己真的想去，谁还拦得住，如果是做自己热爱的事，谁不会成全。

上面的一些老者，他们老骥伏枥，拥有一个年轻的心。这里还不能不说一下科考团的骨干。
之所以称之为“骨干”，因为是他们的工作才让这次科考能顺利地完成任务。我们的团长，他统筹了这次考察的安排，在繁重的科研教学之余的暑期忙于科考团。当然随行的老师都是放弃了暑期休假，参与这次科考活动。每个老师本身都承担着许多科研和教学任务，都有着自己的老人和小孩，能挤出这么宝贵的时间同学生远赴贝加尔实在是很可贵。大气系领队张老师是刚刚从博士生答辩上过来，还推掉了几次重要出差。在回国的飞机上，张老师还利用三小时乘机时间读了一篇文献。考察团每小组的负责人，他们承担着更多的工作，每天最后一个就寝的是他们。

在贝加尔湖的科考期间，我一直和“我师”在一起。二十天的生活下来，我倒是真的喜欢他
们，因为我发现他们成了我的偶像。